官衔的表与里
张程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12月15日 05 版）
[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局部
官制是政治史的容器，官衔是官制最鲜明的表征。
纷繁复杂的古代官衔是今人解读历史的“拦路虎”。如果不能准确把握官衔的内涵，便不能理解主人公的政治得失、人间冷暖，不能参透他们的喜怒哀乐、言行进退，进而妨碍对历史进程的解析。
官衔首先是人类的政治身份，起源于天然的血缘关系。先秦时，表示血缘尊卑、亲疏的称谓平移成为象征政治等级的“爵位”。爵是青铜酒器。乡饮酒礼之时，座位和行爵顺序体现了尊卑亲疏，爵位由此化身为政治等级。公、伯、子等爵位，来源于宗法中的亲缘称呼。
彼时裂土分封，有爵位就有领土与人口。西周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该地的所有者就是统治者。天子是天下的所有者兼统治者国公是什么官职，各地诸侯对周天子称臣，在封地内就是君主。五等爵外，负责行政的卿、大夫、士等也都是世袭封君，也有封地和人口，是次一级的君主。比如，赵氏、韩氏、魏氏等原本是晋国大夫，获得了晋公的裂土封赐，经过数代发展后上演了三家分晋的大戏。
先秦官爵合一，最鲜明的特征是官制和宗法制度高度重叠。周天子发号施令，几乎是在家族内部施政。婴儿尚在襁褓之中，人生的政治高度就有了定数。世袭贵族垄断了官职，先秦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先秦堪称是贵族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政治关系，不是以人身依附为基准的效忠关系，而是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的制衡之上。贵族官员从君主处获得土地与人口，对君主负有镇守疆土、交纳贡税、朝觐述职、随军征伐等义务。君主也要恪守道德、遵守契约，要保障和平、维持秩序、爱护百姓，不然下级和百姓有反抗的天赋权利。周朝大夫、原伯绞因为侵犯邑人的权益，为邑人所驱逐；卫献公对卿士孙文子无礼，孙文子割据采邑戚讨伐卫君，将国公驱赶到了齐国。
随着最高权威周天子式微，天下分崩离析，诸侯纷争。乱世的胜利者，不是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用于争霸的国家。而通向成功道路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集权专制。推行集权专制最彻底的是秦国。秦国大力加强君权，消灭封君、宗族等势力，将国民整合为编户齐民，最大限度地把每个青年、每粒粮食都投向战争第一线。贵族政治显然是挡在集权专制面前的障碍。世袭贵族成为各国君主打压的对象。客观上，贵族的繁衍速度跟不上政务急速扩张的速度，他们的能力应付不了日益复杂的乱局。在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没有封地、不是贵族的雇佣型官员应运而生。
周朝原本就有一群府史、胥吏，“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他们为君王所驱使，接受自上而下单方面的奖惩考核，用忠诚和劳动交换谋生的衣食。他们没有世卿世禄，没有土地和人口，荣辱得失只能仰仗君王。他们的价值体现在职掌事务的处理上。中国官僚制度的最早萌芽，破土而出了。
府史、胥吏取代世袭贵族官员，成为专业化、职业化的“职事官”。战国时，各国纷纷任用贤能处理现实难题。普通人在血缘垄断权力的铁屋之中，终于看到了一丝光亮。著名的如百里奚、烛之武、蔺相如、苏秦、张仪等人，都幸运地接住了历史的橄榄枝，跻身官员行列。各国纷纷拿出卿、大夫等贵族官职来招揽士人，不吝封爵，比如秦有彻侯、关内侯，楚有通侯，此外还有封君。这是企图将新事物归入官爵合一的旧体制，但逝者已不可追，事功获得的侯爵、封君的封地或以县计，或以户计，仅能食其租税，不临民，不世袭，更没有独立的军政和司法权。百里奚和蔺相如等人获封的上卿，和百年前的公侯卿相存在本质区别。
官与爵的分离之势不可逆转。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告别了宗法封爵，功劳取代血缘成为封爵的标准。秦国一共有二十级军功爵，从最高的彻侯、关内侯到最低的公士。彻侯有食邑，一般为县，但他本人不是县长官，朝廷另派县令、县长治理。关内侯则食租税于关内，连名义上的食邑都丧失了。其他爵位者可以为官，不为官则享有免除徭役、犯罪减刑等特权。
秦国最终胜出，建立了大一统的、集权专制政体。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爵位遭到秦制的持续剥夺、压制。首先，官与爵截然分离，皇帝掌握官员的任免权，直辖地方州县。其次，不再裂土临民。除了少数王朝在建立初期重返裂土分封的老路，绝大多数朝代的爵位都不附带领土人口。第三，封赐的原因，血缘与功劳并存。贵族时代封爵的标准就是血缘，秦制之下，血缘封爵的对象压缩为皇族子弟和少数皇亲国戚。功劳封爵成为主流，但皇帝越来越“抠门”。比如，两汉侯爵以户数为差国公是什么官职，大者不过万户，少者五六百户，侯国建制相当于县。当时的侯爵还是世袭的。唐宋以后，功劳封爵逐渐取消了世袭。爵位附带的物质收益也大为降低，等同于发放额外的俸禄而已。最终，爵位掏空成为虚衔，退化为荣华富贵的乐园，对君权不再构成制约，更毋论威胁了。
爵位的退缩，对应着职事官的扩张。秦制之下，朝廷命官掌握各级政权，百官以俸禄的多少定等级，称为“秩”。两汉官员的官秩以“石”为单位，有万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八百石等共十八等。这是他们为君王效忠一年后能拿到的谷物数量，确实是“谋食”。官员有活干才有饭吃，干得好吃得多、干得差吃得少。君王不用他了，官员就失业饿肚子，“惶惶不可终日”。君王完全不用顾虑官员的门第名望或者才学履历。不客气地说，秦汉以后的职事官某种程序上在君王眼中与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这是以事为本的，“非人格化”的逻辑。在先秦贵族看来，君王打破了权利义务的平衡关系，官员是有权反抗的。
套用现代人事理论，古代官衔可以分为承担具体行政职能的“职位官”和代表身份高低的“品位官”。
爵位是典型的品位官。品位官“以人为中心”，针对人员的身份、资历进行分等，充分考虑官员的利益，目的是保障官员队伍的稳定。品位官跟着人走，迎合了官员的“贵族化”倾向。秦制下，世袭贵族虽然式微，官员们难免自视优越，追求贵族时代的遗风。所以，贵族化倾向是品位官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职事官是典型的职位官。职位官“以事为中心”，明确权责，按劳付酬，根据考核奖惩升降，追求行政效率。职位官承担的义务多，享有的权利少。职位官有利于选贤任能，有利于提升政府效率和官员忠诚度，自然为集权专制所钟爱。之后诞生的各种官衔，都可归入品位官、职位官之中。
贵族政治已成往事，政治家族依然存在，并且在汉末魏晋发展为门阀世族，隐然是新贵族阶层。世族子弟把持高官显爵和清要职位，不愿意出任琐碎繁杂承担压力的职位。这就从职事官中独立出来一种新的品位性官衔——散官（阶官）。
散官可谓不理事的荣衔。早在秦汉，大夫、郎官等近侍官是士人引以为傲的清要官职，没有具体职事，却参预政事，亲近皇权，光鲜亮丽。魏晋门阀争抢的散官，正是这些大夫、郎官，还有汉魏以来涌现的加官、加衔，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散骑常侍、光禄大夫等。散官不理实政，却关系薪俸、刑罚、朝班、车舆、衣服、致仕、丧葬等待遇。比如，特进者朝会时班次可以进至三公之下；开府仪同三司则表示两项显要待遇，一是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开府），二是可以使用三公的仪仗（仪同三司）。在门阀乌云遮蔽的魏晋南北朝，散官迅速超越了爵位、职事官，崛起为上自世族门阀下至寒门草民追逐的目标。
重建大一统的北周、隋唐，扎根于关陇政治集团。该集团以军事贵族为核心，与关东和江南的世族不同，追逐另一类品位性官衔——勋官（戎秩），以夸耀军功、彰显身份。北周建立了府兵制，在征战中不断提拔立功将士，拥有戎秩的将士很快超过了军官定额。勋官有上柱国、柱国大将军、大将军、都督等名称，随着北周、隋唐的高歌猛进，扩张为全国性的官制。
散官和勋官，从名称上看，前者是官名，后者是军衔。散官是关东与江南门阀世族引以为傲的禁脔，勋官是关陇政治集团的身份骄傲，双方各视其为“本品”“本阶”。唐朝初期出现了散官和勋官“何者为本”的纷争，背后是关陇集团与传统门阀大族的门第之争。四五百年的门阀政治已然形成了文化认同，并非肇兴几十年的军事集团能够改变的。最终，唐朝官制以散官为本，官员的品级、待遇都以散官为准。不过，关陇集团重定门第高低，采纳门阀世族的传统战胜了传统的门阀世族。勋官制度诞生不久，就淡出了权力舞台的核心。
爵位和勋官，都是赏赐有功之臣的荣衔，但是程度不同。爵位“赏功”，非有大功不封爵。相比之下，勋官“酬劳”，酬谢忠于王事的臣工。自然，爵位的含金量要高于勋官。
衡量官衔的秩，也从“石”转变为“品”。两汉的“石”只涵盖了部分官职，武官、宦官、皇帝侍从官等是没有官秩的，三公等最高层也没有官秩。南北朝用“品”来衡量所有官职的高低。品的起源，一种说法是来源于九品中正制，原本是对官员“人品”的评判，渐渐转化为任官资格的“资品”，再确定为衡量官衔等级的“官品”。另一种观点，品来源于朝位（朝班位置）。曹魏末期用九品来衡量朝位的尊卑先后，进而衡量朝堂上官员的等级高低。隋朝正式确立品级制度，官分九品，每品有正从之分，共九品十八级。唐代在正四品及其以下每级又分上下，官员共九品三十级。散官、职事官、勋官、爵位都纳入了九品范畴。宋代官品不分上下，又恢复了九品十八级，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九品堪称最持久、稳定的官制，能够在犹如密林的官制中帮后人清理出一条道路。或许由于九品简洁明了、少有变动，中国人对它投注的热情与想象最多。
唐宋是古代官制定型、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官衔攀上繁杂巅峰的时刻。唐朝正式定型四大类官衔——职、散、勋、爵。
散阶在唐宋最为闪耀。唐散官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分二十九阶。文散官最高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最低阶为将仕郎（从九品下）。宋徽宗定宋朝文散官三十七阶，从开府仪同三司、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往下，直到迪功郎。“大夫”为中高等文官，“郎”为低等文官。散官的初次除授，主要根据门第而定，也有根据科举出身授阶的。唐代郡王之子定阶为从四品下的中大夫，正四品官员嫡长子定正八品下的征事郎。进士科高中的新官，为从九品上的文林郎；秀才上上第也不过正八品上的给事郎。官员入仕，首先获得散阶，再考虑散官的品级授予相应的职事官。职事官与散官品级并不一致，待遇依散官品级而定。这便是以散官为“本品”。
唐人对散官的推崇，以尚存的门阀势力为社会基础。科举取士冲击了门阀根基，晚唐战乱又对世族进行了摧枯拉朽般的打击，至北宋，社会已然平民化。散官不如前代尊荣、坚挺，开始走下坡路，先是丧失了官员本品的地位，只能决定官员的少数待遇；其次，散官和职事官同步升降，职务升迁散官随之晋升，反之亦然。宋代官员如果得到重用，皇帝会大幅度提升其散阶，避免二者相差悬殊。这就避免出现唐朝部分宰相仅是五六品散官的尴尬。
宋代品位官制度的完善，保障了文官不出大错便能稳步升迁，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但以官员为本、追求官僚队伍稳定的制度设计，对于宋朝的冗官冗费和行政低效难辞其咎。同时要警惕皇权以效率、富强、改革等名义，压制品位官，削弱官僚集团对专制皇权的制衡能力，导向绝对的独裁。如何平衡品位官和职位官的关系，是官制的永恒难题。
勋官制度同样在唐宋得到健全。唐朝定上柱国、柱国、大将军、武骑尉等十二转勋官，以“转”为单位，战功越卓著者转数越多。功劳赫赫的花木兰“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获得了最高转的勋官，但在军中可能没有实际官职。花木兰如果想任职，上柱国可以出任正六品上的职事官，相当于六部的郎中、员外郎。此外，五品以上的勋官轮番宿卫值勤四年，六品以下勋官五年可以简选为散官。唐初授勋主要根据战功，勋官基本上为关陇军事贵族；升平日久，文官授勋日渐增多。宋朝官员都可以得到勋官，勋级不再称“转”，改称“级”。勋级随官授予，三岁一迁，循资升级，更加契合酬劳的性质。
勋官制度成熟之时也是滥授之日。勋官向所有官民开放，许多百姓在大唐开国过程中因功获得勋官，人数在贞观年间达到十万以上，在唐玄宗时代至少在150万人以上。唐代大规模颁赐勋官，固然是为了动员人力，也降低了官位的含金量。勋官介于官与民之间，比编户齐民要优越，政府授予勋田；可以用勋级减罪；有充任胥吏的资格；有免除征役的特权。
唐宋封爵远逊先秦。封爵者无封地、更不临民，仅仅食邑。爵位的权力属性不复存在，空享经济收益。即便是经济收益也大打折扣，食邑只是虚数，只有“实封”才能拿到手。宋朝实封一户，每月给钱25文，随月俸支付给官员。宋代官员的爵位、食邑、实封等，子孙都不能世袭。同时，爵位也越授越滥。宋代出现了“以爵附官”的倾向，一定品级的官员自动获得爵位，职务提拔后爵位也相应提高。平民出身的王安石封荆国公、岳飞追封鄂王、陆游为开国伯，宦官童贯也爵封广阳郡王，便是例证。
品位类官衔衰弱，是否意味着职事官的强化？ 否。
官制是一把双刃剑，既方便皇权对官员如臂使指，也限制皇权随心所欲。比如，职事官的员额限制皇帝随意扩张或收缩；官员的铨选奖惩，未必能做到“人事相宜”，皇帝也不能自由超拔、安插中意的官员。这个时候，君王往往临时派遣亲信去处理特定事务，比如汉朝的“录尚书事”“使持节”等。唐朝皇帝开始将这种临时派遣固定化、长期化，发展出了第二种职位类官衔“使职”（“差遣”“差事”等）。皇帝在正常制度之外大规模任用私人关系亲密、专业能力出众的官员，授予法外之权，专营括户、营田、转运、盐铁、安抚等难题。使职是没有官品的正式职务，在初期往往在官衔中带有“使”字。
使职更契合职位性官衔的特性，最大的特点是“临时”，堪称体制之内编制之外的官衔。相比职事官，使职反抗力更弱、依附性更深。正因如此，使职深受君权的青睐，日渐剥夺职事官的实权。然而，它“临时”到清朝覆灭，没能转正、与“职散勋爵”并列。
天下要政向使职官员倾斜，使职官凌驾于职事官之上，唐朝官员开始以出任使职为荣。正常的职事官系统离开了使职官的配合，都难以正常工作了。在中枢，尚书仆射、中书侍郎等宰相职事官带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使职，才是名副其实的真相；在地方，节度使、观察使等掌控实权，而他们的职事官则是尚书仆射、御史中丞或兵部侍郎等。这便破坏了正常官制，一方面是使职与职事官的分离，职事官不管本职工作，一方面由于使职无官品，职事官日渐“散官化”“阶官化”。随后的藩镇割据加剧了此种混乱。雄藩往往给藩帅和僚属申请官衔，导致尚书郎、御史遍布各地，宰执高官数以十计。杜甫在成都服务节度使严武，后者为杜甫奏求了工部员外郎。而杜甫没有在长安的工部工作过一天。
使职的普及，以及职事官的散阶化，使得宋初官衔到达了繁复的顶峰。半是惯性，半是皇权刻意营造复杂性来杜绝权臣出现，北宋故意制造官制的复杂性。官员几乎都以使职为实职，同时携带职事官。远在天涯海角的官员，职事官可能是汴梁的郎官，但他如杜甫一样从未踏进过尚书省的大门。职事官定品级、寓禄秩，得名“寄禄官”。寄禄官是宋代官制的特产，是一种“阶官化的职事官”。宋初，职事官无职事，尚书、郎中、中书舍人、监察御史等有职名而不任事，除非有特诏不入本部门理事，另以使职差遣“判”“知”治事。职事官名不副实，造成冗官冗职、行政压力逐年增大，终于在宋神宗时期引发“元丰改制”。改革将寄禄官借用原散官名衔，二者事实上合二为一；职事官恢复原貌，改变了职权分离的局面。元丰改制之后，宋朝官员结衔变为寄禄官（原散官）、职事、差遣、勋、爵。以大文豪苏轼为例，改制前是工部屯田员外郎、知湖州，后以朝奉郎知惠州。苏轼的湖州知州、惠州知州是差遣，属于本职工作，而员外郎、朝奉郎是改制前后的寄禄官。员外郎原本是职事官，朝奉郎则是典型的散官名号。
品位性官衔坚挺，皇权往往衰微或者受限；职位性官衔崛起，则伴随着皇权强化。职位官仰仗君王赋权，品位官制约皇权胡作非为，皇权自然倾向壮大前者、淡化后者。宋朝各类官衔齐头并举、纷繁冗杂，宋代社会也相对宽松自由、皇权自我认知比较清醒且接受制约。进入明朝，集权专制的列车呼啸加速，官制成为皇帝驾驭百官的工具。
明清官衔最大的变化，是转变为以职事官为主、向实职靠拢。职位官，无论是职事官，还是使职差遣，到明清规章制度日臻严密、无所不包。使职没有取代既有职事官，反而为职事官部分消化。总督、巡抚、总兵等使职转正为正式的职事官，剩余的使职，比如军机处、学政等，官民都习以为常，视为“半职事官”了。强大的职事官成为了官衔制度的核心。
明清“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勋、阶、爵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散官、勋官和爵位，向职事官俯首称臣。唐宋是据阶授官，二者品级高低不同，甚至相差悬殊。元朝开始，文官的散官和职事官原则上必须品级一致。明清是据官授阶，文官有了实职才有散官，并依职务变动而相应调整，进退同步。散、勋官迅速贬降。唐朝散官达到五品以上后“非恩制所加，更无进之令”，因此五品以上文官不多。明清官员随着职务晋升，自动获得五品以上的散官，一二品都不再难以触及。散、勋官原本是门阀勋贵的骄傲，是他们彰显身份、对抗皇权的武器，如今“沦落”为附加性官衔，甚至是职事官考核制度的补充。二者没有俸禄，更不影响职事官升降，成了明清官衔制度的“附庸”。
清代官制彻底向职事官倾斜。起自白山黑水的八旗贵族没有勋官的概念，入主中原后清朝皇帝干脆不接受勋官制度。同时，清朝继续淡化散官制度。散官完全丧失了实质作用，几乎只出现在重要的文献和墓志铭中。官员将散官视为一项雅古文物，更多的是为祖、父争取散官以光耀门楣。因此，清代散官几乎等同于封赠。
满族人入关前也存在世袭官职，授予贵族与功臣，等同于汉制的封爵。入关后融合中原官制，清朝将封爵、勋官、世职统一改造为“世爵世职”。世爵世职分宗室爵和功臣爵两大类。前者只授予宗室，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奉恩将军等。宗室并不自动封爵，而是因功授爵。而且除了十二家“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外，其他宗室爵位都降等世袭，每袭一代降一级，降至辅国将军不再递降。即便是世袭了爵位的幸运者，皇帝也可以废黜，在其宗族中另选袭封者。清朝的爵位制度和品位官的本质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它保障的是大家族的笼统权益，谈不上“以人为中心”。皇帝牢固掌握着袭爵的主动权。爱新觉罗的疏远子弟，同样十年寒窗，漏夜赶考场，与贫寒子弟无异。
一切冷暖得失都聚集在职事官上，职事官反而产生“品位化”的趋势。职事官的收益又以品级为标准，清朝常以“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对官员进行奖励，相当于把官品本身“品位化”了。官员们为了一个个品级拼搏厮杀、孜孜以求。职事官名目繁多，简单易懂的品级就成为人们衡量身份地位乃至人生成败的核心标准。品级制对“官本位”思潮的兴起难辞其咎。
官衔随着风云变幻而分合演化。社会越来越发达，官衔也越来越繁复；政治争斗不休，官衔也升降强弱不定。先秦官爵合一，官衔制度尚未分化；秦汉官衔草创，简朴粗糙又简炼明快、富有朝气；魏晋南北朝是品位性安排和品位性官职的一个高峰，唐宋阶官承其余绪；唐宋官制成熟、官衔细密，但陷于繁琐，王朝已为官僚的特权分配穷思殚虑；明清官衔制度，则出现了向职位分等回归的趋势。官衔制度在中国大体走了一条由简入繁再由繁返简，职位官从无到有再从有趋强的过程。
中国官衔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事分类制度，或许也是内容最丰富、实践最成功的制度。这是一套复合型的制度，优于单纯的职位分类或者品位分类，兼顾行政效率和官员队伍的稳定，既给皇帝强化集权专制留足了空间，又给权力结构保留了制衡的可能。
官衔短长，是中国人竞逐的社会身份，是古代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是政治理念的千年外化。
中国政治史，常态化的大一统不时为大分裂所打断。但是，每次分裂的终结，是新一波集权专制的起点。皇权会在乱世遭到牵制乃至侮辱，更会在之后的大一统中报复性地集权。官衔制度紧跟皇权，亦步亦趋，既是皇权强化的利器，又是集权专制的新成果。如果将各类官衔比作提线木偶，皇帝就是操作者。高尚独立的贵族，转变为依附皇帝的“顺臣”，指点江山的青年才俊化身正襟危坐的衮衮诸公。乘风破浪的潇洒最终让位于按部就班的算计。官僚政治的悲剧，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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