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又到了过年的时分。现在过年，人们普遍觉得缺少年味，除了与家人团聚吃吃喝喝以外，跟其它节假日并无二致，甚至会很无聊，更谈不上什么乐趣了。回想起我们小时候的过年情景，倒是其乐融融，让人回味。
笔者生长在太湖一隅的江南乡村，虽然离开家乡多年，但儿时过年的情形，记忆犹新，虽然当时物质匮乏，却似乎比现代人过年有趣多了。进入腊月，特别是吃过腊八粥后，过年的气氛和心情便愈来愈浓，我们这些小孩几乎是天天扳着手指头等待了。到了腊月中下旬，大人们开始到附近镇上买年货，如糖果、花生、瓜子、糕点、炮仗、对联、新衣或新布料等，准备过年。
对乡下人而言，过年的一项重头戏是杀猪。那时的乡间，家家养猪，除了平时卖掉一两头猪补贴家用以外，总会养肥一头猪留着过年用。杀猪通常由村里俗称“杀猪佬”的业余屠夫操刀，外加一两个助手。杀猪佬先用一只弯钩扎在猪的耳朵上，然后在猪的嚎叫声中与助手一起把猪拖出猪圈，按到一张长条木凳上，用一柄锋利的尖刀插入猪脖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直到放尽猪血才罢休。现在想想这个杀猪的场景很是残酷，但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司空见惯，并不害怕，还常常跟着看热闹。多年后我带着三四岁大的儿子回乡过年，他看到这个场景着实吓坏了，嚷嚷道：“孙悟空要来找你们报仇的！”看来他小小年纪便懂得了孟子“君子远庖厨”的道理-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比他爸爸强多了。当然杀猪只是开头，屠夫的重活还在后头。杀完的猪要抬入注满热水的大铁锅中褪毛、开肠破肚、肢解。这一切都完成后，家里头的工作才开始。大人们要清理猪下水、猪蹄子，卤猪肚子、猪大肠，煮猪血，压猪头，熬猪油，腌制咸肉，忙得不亦乐乎。卤制的下水用来过年吃，猪油用来炒菜，腌制的咸肉，则留到开年的春天吃。一头猪腌制的咸肉，往往可以供一家人从春天吃到夏天，这也是农人春夏之际的主要肉食。
接下来的一桩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过年准备工作是做糰子。做糰子需要用很多米粉，最早的时候是用石磨人工碾磨的。我记得家里有个大石磨，大人们在冬天的夜晚早早就开始牵磨碾米，费时费力。后来村里有了电磨坊，就省事多了。我们家是个大家庭，老老少少有九个人，要做很多糰子鸡豚，另外还要送一些给上海的爷爷和城里的亲戚，所以做得更多。糰子有白、绿、红三种颜色，每种颜色的糰子又有尖顶、圆顶两种形状，代表不同的馅子(见图)。圆顶白糰是肉馅，尖顶白糰是萝卜丝馅；圆顶绿糰是咸油酥馅，尖顶绿糰是豆沙或芝麻馅；红糰只有甜油酥一种馅。我最喜欢萝卜丝馅糰子，父亲则中意豆沙和甜油酥馅的。做糰子的当天，母亲早早就起来烧热水、调米粉、准备馅子，然后一家人坐在饭桌上一起做糰子。这个情形有点像北方过年包饺子一样，老老少少都参与其中，其乐融融。做好的糰子要放到厨房蒸熟，那时江南乡村用的都是烧稻草、拉风箱、带烟囱的的旧式炉灶，上面有一个大铁锅。糰子就放在铁锅上的双层蒸笼里蒸，我们小孩子帮着拉风箱、添柴火，期待着糰子出锅。糰子出锅时热气腾腾，要放入院子里的大竹匾中冷却，我们小孩则拿着夏天乘凉用的大蒲扇对着糰子扇风，院子里弥漫着氤氲的雾气和孩子的欢呼。那时没有冰箱，凉透的糰子要放入瓮中密封保存，作为过年期间全家人每天的早餐，通常要吃到正月十五。
过年要准备的另一样东西是米酒。制作米酒时要先将糯米蒸熟，冷却后放入酒麯发酵。通常在两三天后发酵成酒酿，然后再加入大量温水继续发酵成米酒。米酒略浑，口感清醇，余香绵长，也就是陆游笔下“莫笑农家腊酒浑”中的腊酒了。日本的清酒也是米酒，不过可能经过滤后变清了。记得家里过年要做很多的米酒，通常用一个陶制大缸，足足放下一个孩子（所以历史上有“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容量很大，应该有好多斗。可惜李白不来作客，否则他老人家斗酒诗百篇，这一大缸酒当可留下好几百篇诗了。
临近过年之时，村里还会集中做豆腐，村民用黄豆换取豆腐。豆腐磨坊就设在我家隔壁的大院子里，这本是我叔公的家宅，后来充公成了大队部。豆腐坊里很是热闹，有磨豆浆的电磨，烧豆浆的灶房，存放豆浆并点卤的大缸，还有大块大块用纱布沥干的成品豆腐。坊里浆水遍地，我们这些小孩出出进进看热闹，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讨到几口鲜嫩的豆腐花吃。自己磨豆腐除了可以吃到豆腐花和豆腐以外，剩下的豆腐渣用热油加点葱花炒一炒，也是一道美味的菜，所以一点都没有浪费。
鱼塘捕鱼也是过年之前的一个小插曲。我家旁边有一个淤塞了的小河浜，已与主流河道不相通，成了水塘。村里另有几个天然水塘，里边通常有些野生鱼虾。过年前正是农闲之际，村里会用抽水机把这些水塘的水抽干，竭泽而渔，由一些青壮年村民在没腿深的淤泥里捕捞鱼虾、蛤蜊（河蚌）、甲鱼、泥鳅，我们小孩子则站在岸上看热闹。不过这些水塘里的鱼虾不多，所以进去捕捞的人也是玩乐多于收获。
腊月二十三日是大扫除的日子，俗称“掸尘”。这一天，家中院内、楼上楼下、里里外外都要打扫干净，迎接新年。那个时代我们当地已经没有了祭祖的传统习俗，但离我们三十里外、相对偏僻的太湖边外婆家还会在年前祭祖，所以还要准备鱼肉果蔬，供奉祖宗先人。
最能让人感受到过年气氛的，莫过于春联了。春联或从街上买来，或请村里字写得好的小学老师书写。到了大年三十，中午吃完馄饨后，就开始贴春联。一时之间，家家户户的大门和门楣上都已贴上了长长短短的对联和横幅，一如千百年前王安石所描述的情形：“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当然，当年的对联也是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内容很多都来自毛的诗词，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不过，这些鲜艳夺目的春联还是给人带来了喜洋洋的感受，节日的气氛油然而生。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城里人还能定期定量凭票买到有限的肉、鱼、蛋、和豆制品，乡村则完全没有这些“特权”，平时生活甚是清苦，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大鱼大肉一番。因此，大家都盼着过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吃。大年三十天黑时分，一切都准备就绪，就该吃年夜饭了。全家人除了远在上海的爷爷以外，都围坐在一张圆桌旁，听着外边零星响起的爆竹声，边吃边聊。这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鱼是一定要有的，其它有猪头糕、白切肚、豆腐百叶煨肉、茨菇烧肉、炸春卷、水芹菜、呱唧菜（由黄花菜、黄豆芽、咸菜、百叶丝等拼成的什锦蔬菜）等，冷盘热菜一大桌子，大为解馋。
吃完年夜饭，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早早入睡，满心期盼着第二天起来穿新衣、拜新年。年初一一早五点多钟，院子里的公鸡刚刚打鸣，大人们就爬起来放炮仗，因为放得越早这一年的福气越好。小孩子们也常常会被爆竹声吵醒，起床后穿上放在床边新衣服，然后逐个向太婆、祖母、父母、叔父和其它长辈拜年。他们都会给我们压岁钱，通常是一两块钱，放在一方云片糕的红纸皮内一起给我们，以“糕”代“高”，取个吉兆。吃完早饭（糰子）后，我们这些孩子会成群结队、挨家挨户去邻里拜年。每到一家，先要恭恭敬敬称呼对方，说两句新年的吉言，主人家也会笑颜相迎，请我们坐下，然后拿出准备好的花生、瓜子、糖果、茶给我们享用，临走时还要往我们口袋里塞一些带走。我们从东家转到西家，一上午下来，肚子里装得满满的，连中饭都不想吃了。新衣服的口袋里也装满了花生瓜子糖果，留着慢慢吃。这感觉可比美国孩子万圣节挨家挨户敲门讨糖要过瘾得多，也有意思得多。
接下来几天，我们会随着大人去姑母家、外婆家和其它亲戚家拜年、吃饭、收压岁钱。到了初七初八，年就差不多过完了。不像是北方鸡豚，过完十五才结束。其实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对过年的期盼，有假、有吃、有玩、有钱、有新衣、有热闹。至于父母和家中大人为过年付出的辛劳，我们当年是体会不到的。
在一个食物匮乏的年代，过年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吃”字展开的。劳作了一年的农人终于有空也有条件来犒劳一下自己和家人，款待一下前来做客的亲朋好友，享受一下节日之乐，真的是“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那个时候过年，是不是比物质丰富的现代更有年味，也更有乐趣呢？
（甲骨文“年”字）
顺便说一下这个“年”字。一种广为流行的说法是，过年是为了驱逐一种叫“年”的怪兽以求平安喜乐。窃以为这种说法太过牵强附会，而且毫无道理。既然“年”是邪恶的怪兽，为什么还要过它？其实古人创造的这个“年”字，本义是“禾熟”（庄稼成熟）的意思。甲骨文中的“年”字就是禾苗成熟后稻麦穗下垂之状，非常形象（见上图）。我们的华夏先民是农耕民族，几千年前的原始耕作技术，种植粮食要获得丰收实属不易，值得庆贺。所以，先民过年就是每年丰收后的庆贺活动，这才是过“年”的意义。“年兽”云云，可以休矣！
（壬寅岁末草于美丽国度之美丽家园州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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