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方”杂糅的现代：阿根廷和巴西现代建筑”之旅，在今年8月踏上了南美，探访巴西、阿根廷现代建筑与城市规划。下文为参加旅行的华南理工大学袁奇峰教授对巴西双城的所见所想。
原文刊载：国家、市场和新城建设——来自巴西利亚的启示[J]. 北京规划建设, 2017(5):已获作者授权。
从巴西利亚到达里约热内卢，看到优美的基督山、糖面包山、繁忙的海港和街道，有一种仿佛重新回到人间的感觉。与巴西利亚的理性和秩序不同，里约的城市面貌是多元和混杂的，这是一个真实地反映了巴西社会现状的城市，和巴西利亚完全是两个世界。巴西利亚很酷，有逼格；里约热内卢很炫，很真实。
1 荆棘遍地的中等收入陷阱
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意为“一月的河”），位于巴西东南部，1763年后的200多年里曾经一度作为巴西的首都；其城市面积1182平方公里，人口630万。东南濒临大西洋，更由于瓜纳巴拉湾在城市东侧深入内陆，使得里约的海岸线长达636公里。作为天然良港，1502年后这里成为亚马逊森林巴西木的主要出口港，然后在18世纪运出曾经占了世界70%产量的巴西黄金。这是一座绝对以资本为王的城市——看看沿海岸地区的私人房屋开发和CBD的大公司办公楼就知道了，这个城市的整体景观控制、历史建筑保护让位于私有产权和经济利益。
鸟瞰里约热内卢糖面包山，自摄
里约因为足球、探戈和桑巴舞而闻名于世，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高达80多万游客。里约有海滩30多处，总长达200公里，其中最为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长达8公里，沙白水洁，直面大西洋。另外，2014年的足球世界杯、2016年的奥运会让这个“金砖”国家城市赚足了全球的眼光。
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自摄
但是就在繁华都市的后面，贫民窟紧紧靠着海滨旅游区和城市中心区在半山蔓延，黑帮、妓女和抢劫的话题也时常困扰着这个城市。之前也听说过里约很危险，但是在迈阿密大学进修的裴老师的现身说法还是骇人听闻：他第一次来里约的清晨就在中心区被几个拿枪小孩“游猎”，被追到无路可退，所幸被一个路过的司机搭救。据说遇到贫民窟出来“打猎”的小团伙，会被抢到只剩内裤！里约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美丽又十分危险的旅游城市。
可能更为严重的是造成这种社会状况的原因：巴西有着殖民历史，曾经长期依赖奴隶制维系大种植园经济。奴隶制在1888年被废除，但是这种资源分配格局没有经过改造，“巨富+赤贫”的社会结构延续至今。巴西还是世界上土地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约1%的人口占有全国将近45%的土地，2000年约480万个农村家庭没有土地，540万的城市家庭没有住房巴西首都是里约热内卢还是巴西利亚，这占了城市家庭总数的近15%。1999年占人口总数1%的巨富阶层拥有全国53%的财富巴西首都是里约热内卢还是巴西利亚，收入最低的20%人口则仅拥有2.5%的财富。全国贫困人口达到了541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34.9%。
一方面，1985年以前军政府统治期间为拉选票而推行民粹主义，用公共福利讨好底层人民。在巴西只需缴费满15年，女性到60岁，男性到65岁就可领取全额养老金，而如果缴费30年，男性53岁就可退休。这一制度被称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养老金制度”，比许多发达国家还要奢侈。中央政府不断推出福利政策，但是却不触及社会分配的改革，导致国家福利支出超出财政能力。至今，这套做法仍然是民选政府不断出现巨大财政危机的原因。
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贫民向城市集聚，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增加了收入却支付不起迅速上涨的城市住房费用， 于是选择占用空闲土地非法搭建“非正规住宅”，导致了贫民窟在城市中大规模蔓延。现在里约共有1000多个贫民窟，约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里。
客观来讲，巴西的贫民窟在物质环境上不比外来人口集聚的广州、深圳的城中村差。上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对贫民窟的政策有了很大改变。其中包括为贫民窟配学校和基础设施；有的贫民窟因为山地坡度太陡，还动用公共财政配置了公共电梯和缆车。贫民窟里的居民一开始都属于非法占地，多数是公有的空地，也有废弃不用的私人土地。但根据巴西法律，只要居民在所占领的土地上连续生活5年以上，没有人出面提出法律异议就被认为合法，因此相当一部分居民拥有合法的产权。
里约基督山上的贫民窟，自摄
另一方面，国家初始分配结构不合理，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越大，于是政治议题取代发展议题，经济发展让位于政治纷争。社会的分化导致国家层面权力分争不断，而政客们福利导向的公共财政失败，更导致国家失信、政府失效。国家危机使得公民社会建设迟滞，加剧社会分化、基层瓦解。这种负性循环就是我们常说的“拉丁美洲现象”，又称“中等收入陷阱”。
由于国家在急剧城市化背景下没有稳定而长远的城市政策，而城市社会建设的迟滞、政府缺位，导致城市底层社会的彻底瓦解。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部分贫民窟逐渐被黑社会所控制，他们操纵选举、贩卖毒品、武装割据，日益成为暴力与犯罪的温床。
以至于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政府要派出国防军配合警察进入贫民窟“维和”，因为收缴黑枪还惹出几次枪战，甚至还有警务直升机被击落的事件发生。城市社会治理危机迭起。真心理解当年为什么1956年民选的左翼政府要把首都从里约搬到鸟不拉屎的巴西利亚去了：既然搞不掂人间，我们就凭理性去建一个天堂，然后再扩展到全国！
2 高处不胜寒的理想城市
首都的迁徙往往都是出于优化国家治理结构的政治理想。就如美国要为联邦政府选一个不受费城、纽约支配的联邦政府特区——华盛顿。而沙俄为加入欧洲、推动国家现代化，避免贵族势力的干扰而建设新首都——圣彼得堡。巴西利亚以内陆国土开发为旗号，离开前首都里约热内卢，也削弱了原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世家大族和资本势力对于巴西联邦政府的政治影响力。
1956至1961年期间出任总统的库比契克出身于平民，他希望新首都是一个反抗旧巴西贫富悬殊、腐败、落后和无知的宣言。他在竞选中承诺人民“在五年中取得五十年的进步”，并期望保持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因此，他要把巴西利亚建设成为一个可以塑造出“新巴西人”——从个人习惯、家庭组织到社会生活、教育、消费、休闲、工作都符合进步原则——的乌托邦。
新巴西人-里约原教育与健康部大楼前雕像，自摄
因此，他动用巴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的战争资源红利，在短短的三年半时间里就在果亚斯州中央高原的一块国有荒地上建设起一个崭新的首都——1956年，从26个设计方案中选定了卢西奥·科斯塔教授的飞机型平面的总体规划。1956年11月动工兴建，由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作为总建筑师负责建筑设计。6万建筑工人日夜施工。1960年4月21日就正式迁都巴西利亚。1987年，巴西利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文化遗产”。
科斯塔的总体规划是一个极端现代主义的方案——建立一个长达8公里的“巨大中轴线”来凸显首都的气派。250米宽的轴线，分布着草坪、广场，使得城市人均绿地高达25平方米；沿中轴线布置了一系列国家机关的巨型建筑——国会大厦、总统府、最高法院、外交部、司法部、总统官邸、大教堂、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电视塔、土著博物馆、库比契克陵、军队小教堂等，除了高速公路与中轴线交汇处的交通中心是科斯塔设计的，其余基本都是尼迈耶的大作。
科斯塔设计的交通中心和“巨大的中轴线”，范伟巍航拍
中轴线的东侧是一个面积达48平方公里的人工湖——帕拉诺阿湖，利用高原丘陵地形筑坝截住帕拉诺阿河与维尔德河等几条河流而形成。在炎热而干燥的高原上，湖面可以为城市补充水源、调节城市小气候。正是因为要应对这个湖泊的三角形岸线，科斯塔将垂直于中轴布局的城市居住街区做成向中轴两侧机翼般弧形延展的平面。
中轴线两侧弧形延展的机翼是城市居住区。居住单元以多栋多层底层架空的公寓楼、一座小学和托儿所以及足够孩子们玩耍的公共空间组成200米见方的“超级街区”（Super quardre）——大约360个住宅单位、1000至2500居民。在这里所有的居民都应有相同的住房，各级政府官员和各国大使将和劳动者居住在一起，只是建筑面积略有差别。每四个超级街区形成一个社区级组团，正中设有一座教堂，布置有中学、电影院、俱乐部和社区公园。在超级街区之间是城市道路、公园，以及沿车行道的若干低层零售建筑。
超级街区，住宅单元，范伟巍航拍
超级街区，教堂和中学，范伟巍航拍
超级街区，零售商业建筑，范伟巍航拍
巴西利亚消灭了公众聚集的街道和广场，是一个完全按照个人小汽车交通需求组织起来的城市。其高速路网与整个巴西相连、并且在居住街区中间穿过，和宽阔的车行道一起，把超级街区构成的居住组团切割成一个个孤岛。
高速公路从中间分隔居住区，范伟巍航拍
结果，天堂建设了近60年，还是不食人间烟火，巴西利亚既少老人也缺小孩，没有生活的氛围，大家退休后也要回人间。周末的城区基本看不到人，全国各地汇集起来的公务员们还是要享受公费乘飞机回全国各地的人间，虽然那里可能矛盾重重。“巴西利特”（Brasilite）是第一代移民创造的一个形容巴西利亚生活的词汇（大意是巴西（利亚）炎症Brasil（ia）-it is），用医疗词汇嘲弄这个城市生活的标准化和无趣——缺乏娱乐、交流、调情、消费、群体活动、仪式的生活情趣。
缺乏能让公众聚集的街道、小的公共空间，没有繁忙的街角和道路两旁充满生气的橱窗商店。和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多姿多彩的生活相比，这座城市里甚至没有合适的会客场所，市民们通常只能约客人在家中见面。由于追求整体美学效果，建筑师不仅仅消灭了身份地位的外在差别，也消除了大部分的视觉识别性。极端现代主义所追求的秩序和功能分区导致了乏味、重复和冷漠的生活环境，难免不会损坏居民的精神健康。
1956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规模是55.7万人口，由于住宅使用的分配权在政府手上，所以实际居住人口还少于规划数。结果截至2017年7月1日，巴西利亚作为全国范围人口第三多的城市， 达到300万。也就是说240多万人住在当年的城市规划区之外，那么“真实的”巴西利亚是不是应该由其余这81%的人口来定义？
从建成那天开始，巴西利亚就开始按照市场和生活的逻辑在重构。首先是那6万多被政府忽略了的建筑工人和被强行迁来参加建设的1万多流浪汉，他们不仅直接把自己的家庭接入了工棚区域，还在两个巨型的机翼区域西侧，一路之隔的土地上非法占据了更多的土地盖起了棚户；然后他们组织起来，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一股影响选举的政治力量而成功地保卫了自己占据的土地；再然后，他们将棚户再改建成为现在这样满是涂鸦的小屋——城市中心贫民区。
拿铁钎的建筑工人“侃淡戈”(candango)雕像和议会大厦，自摄
其实更多的居民——无论是贫民还是高收入者——都无法或不愿意住在这座规划出来的城里。他们在周边按照支付能力，依据社会阶级地位建设了空间分隔的城市——穷人占据靠近中心区的边缘地区，由于政府对土地较为严格的规划控制而不得不长距离通勤来中心区从事服务业工作。富人则建立了有独立住房和私人俱乐部的居住区，将巴西其他地方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复制，逐渐又走回了里约、圣保罗等古老城市的老路。目前周边被政府认可的“卫星城”有8个，实际上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有十几个，其中超过10万人口的就只有5个。
巴西利亚纯粹理性、追求完美蓝图的规划实际上阻碍了一个城市的持续发展。规划区之外的真实的巴西利亚是大比例事件。城市规划区理性、清晰、有秩序的巴西利亚要靠周边区域真实的巴西利亚来支撑，这两个巴西利亚最后是共生的。
3 国家、市场和新城建设
巴西利亚是一个纪念性的人造城市，一个过于相信理性设计的现代性城市，一张城市设计蓝图搞定的城市，一个建筑师搞定所有公共建筑的城市，一个大型建筑博览会般的城市，一个周末没有人气的城市，一个没有生活情趣的城市，一个被贫民区包围的酷酷的理想城市，一个比较典型的“国家的视角”的城市，一个充满“理性的自负”的极端现代主义的标本城市……
同样是新城，为什么华盛顿、圣彼得堡、堪培拉，甚至深圳都能够成为自我生长的城市，而巴西利亚却始终是一个功能区？差别在于规划的巴西利亚由中央政府包办的半拉子社会主义情节和制度安排。前者则是在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调由市场来配置资源，而城市土地和房屋最终都成为资本；国家起了个头、搭了个架子、给个政策，城市就生长起来了。
从历史角度看，巴西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志在改善人类集聚地的城市设计和建设实验，其中包括三个关键人物，左翼总统、总规划师、总建筑师。问题出在经济和产业的单一，而乌托邦的首都经济体系中土地和物业制度是最重要原因！问题还出在理性主义的自负，以为少数精英可以安排好所有人的生活和工作。
规划出来的巴西利亚这种拉美半拉子社会主义，什么都是中央政府包办，结果到现在这个城市还没有自我生长的能力，竟然还是中央财政的包袱。就连住房私有化都因为原来的房屋设计简陋、建筑质量低劣、缺乏维护而推行艰难。两翼超级街区的一些市场化旧改项目，干脆就拆了老房子重建。真实的巴西利亚居民们更愿意购买郊区卫星城房地产商开发的新楼盘。大国不可能没有房地产市场。只有无数开发商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千千万万个消费者认认真真为自己选产品，每一个家庭都千辛万苦为自家的财富操心，这样的住房才会有持续的市场价值。
规划的巴西利亚所采用的公有住房制度就是一个从良好愿望角度生产负资产的制度！公共住房制度应该镶嵌在市场经济中， 有限的公共资源才会在发挥社会功能的前提下保持活力。或许周边真实的巴西利亚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是任何有良心的政治家都必然要直面的问题。但是资源分配是政治制度话题，资产配置是经济制度话题， 资本生产是市场运营话题。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法制完善、营运规范的市场是资本的舞台，而好的或坏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资本生产的社会效用是正向还是负向。
城市是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更不是建一堆房子就完成了。有形的建筑、空间必须要和无形的制度、习俗互为表里。好的制度，城市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不断积累经济和社会资本；否则就形成负向循环，成为成本昂贵又沉重的负资产。而如果有法律制度保障、市场规则有效、社会保障充分，市场就是城市建设最有效的规划师，因此会在市场经济中弄潮的规划师才是真正的规划师。
深圳不仅仅是我国也是世界新城建设的典范。恰恰因为深圳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可以直接学习香港与国际惯例形成相对政策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背靠国家巨大的人力和消费市场，利用比较优势，争取全球资源完成积累并开始了自己的创新发展。
深圳最早的总体规划只有80万人口，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财力也就没有一个像巴西利亚一样完整的城市设计。或许正是这种搭架子、分片开发、各自摸索的结构与策略使得深圳具备了发展的弹性，最终容纳了近1500万人口。譬如华侨城片区就是包给香港中国旅行社来开发的，从早期的来料加工（OEM），到后来的主题公园，再到后来的创新产业集聚，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摸索出来的。蛇口工业区、南油开发区、深圳高新区、上步工业区、车公庙工业区、福田保税区……莫不如此。
不管一个城市开始建设的起因是什么。在开始启动后，要给自发力量予空间，让其可以生长。就像深圳急剧生长的城中村， 因为承担了廉租房的功能而和城市一起成长，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给了多少人“落脚城市”的机会。再后来快速市场化的房地产开发和二手楼交易，都是市场经济在起作用。
再回到巴西利亚，尼迈耶晚年曾经回首自己的“杰作”： “老实说，我喜欢里约热内卢甚于巴西利亚，我喜欢它的这种混乱，甚至是暴虐。但如果您与巴西利亚的居民谈话，他们却不想离开他们的城市。他们说，巴西利亚的天空似乎比别的地方更大。并且这座城市确实能使您相信这里的空间更大。这儿还有学校和购物广场，事实上生活更有秩序。唯我自己别无选择地想要海滩、山岗以及混乱，我仍然希望自己生活在里约热内卢……”
作者简介：
袁奇峰：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
编辑| 林楚杰
校对| 李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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