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纪人、中间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介，是现代社会一个十分普遍的概念。卖房找房屋中介，请保姆找服务中介，找对象也有婚姻中介。
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中介乘着互联网的东风发展得更加迅猛，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手机屏幕轻触几下即可享受便利服务，中介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你可不要以为“中介”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实这项商业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最早的中介——“牙人”
《周礼·地官》记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指奴婢）、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儥者，质剂焉。”
也就是说，质人是管理市场交易活动的官员，在当时的货物买卖中，商人们必须获取官方发放的货物买卖凭证“质剂”，才可继续商业活动。
为什么称之为“牙人”呢？宋代的官员孔平仲所著的《谈苑》一书中有一个说法：“今人谓驵侩为牙，本谓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牙，互似牙字，因转为牙。”
可见宋人的解释是唐人由“互”误写作“牙”，才形成了“牙人”这么个独特的名字。之后，人们又称类似的中间交易人为牙人、牙侩、牙郎、牙子等。其中“牙人”这一称呼使用最多。
最初的集市交换是直接的一次性交易，而有了经纪人之后，交换活动则变成了间接的、两次以上的交易。经纪人本身没有可买可卖的物品，他们只给交易双方做中间人，从中得到报酬或好处。
而且由于经纪人久居市场，对商品的行情颇为熟悉，对商品价格的估计也相对比较准确。加之经纪人往往善于揣度买卖双方的心理，且一般言辞恳切，所以不论买方还是卖方，都容易接受经纪人所定的价格。
直到现在，中介活动也大致是这样进行的。可见，经纪人这项工作的内容从古至今都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变化。
“牙钱”抽成比例甚高
经纪人的中介活动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繁荣的。唐代的商品交换较之前代有了较大发展，因此经纪人——“牙人”的数量也日益增多。
一般来说，低值小商品或者规模较小的交易，例如蔬菜、水果、鸡蛋、纸笔、柴薪等商品的交易，不需要牙人从中说合。
▲ 《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各式小贩
然而在价值较高的商品或大宗交易中，例如在粮食、马、牛、驴、骡、住宅等商品交易中，牙人的沟通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唐玄宗时，洛阳市场上的房屋买卖租赁，都是牙人从中充当中介人，相当于今天的房产中介。在当时，奴婢的买卖也十分频繁。
在唐代，买卖奴婢属于合法交易。长安作为王公百官聚集之地，奴婢买卖相当兴盛。天宝六年（747年），户部侍郎杨慎矜托史敬思将其奴婢春草卖掉，最终卖给了杨贵妃的姐姐，“得钱百二十千文，买牛以归”，卖家把卖奴婢的钱转而买牛了。在这种特殊的买卖中，牙人常常会参与其中。
经纪人沟通买卖双方，促使买卖成交，当然要收取一定的费用，古代称为“牙钱”。牙钱的收取是根据交易额按比例计算的。以唐代为例，牙人收取牙钱的比率史籍中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仍然能从一些文献中窥探一二。
▲ 宋代李嵩《货郎图》
《册府元龟》中记载，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年）七月，兵部员外郎赵燕奏称：“切见京城人买卖庄宅，官中印契，每贯抽税契钱二十文，其市牙人每贯收钱一百文，甚苦贫民。”
从此话中可以知道，京城人买卖房子，官府要抽税2%（一贯相当于一千文），而牙人要抽10%，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因此“甚苦贫民”，也就是苦了买卖房子的穷人了。这个10%的抽成比例一直沿用至明清时期。
为官府服务的牙人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社会向来重农抑商，商人处于“四民之末”，而与商人同出一宗的经纪人，必然会遭受到如同商人一样的压制。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很长的时期里，统治者对经纪人的活动几乎很少过问，或者说态度是宽容的。
然而，经纪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与官府发生一些关系。到了唐代，随着商业的繁荣，行商坐贾隐瞒赋税的情况与日俱增，统治者感到鞭长莫及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真是假，于是逐渐把熟悉商情的牙人列为控制市场的借助力量之一，用以补救自身管理能力的不足。
▲ 明代吕文英所绘《货郎图》
经纪人的活动远不止于此。随着商业的发展，到了盛唐之时，各类商业活动已远及海外，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经纪人。无论是同中亚、西亚商人的贸易，还是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互市”，牙人都充当了积极的角色。
比如在安史之乱中扮演主角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曾在营州（今辽宁朝阳）充当过互市牙郎。曾经在中国西北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党项羌人也扮演过汉藏之间贸易中间人的角色。
到了宋代，商业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繁荣的商业活动促进了社会生产，扩大了赋税来源，而管理贸易、控制市场的困难却沉重地摆在统治者面前。
为此，宋太祖赵匡胤首定了商税则例，设置了商税务院等对商业活动征收税费的机构，又派出大批武夫小吏巡视市场，但仍然不能制止赋税流失的现象，所以他袭用了唐代的办法，就是把经纪人（牙人）作为辅助力量去管理市场，并以官府名义向牙人发放身牌，还制定了“牙人付身牌约束”制度，诏令各级衙署取法执行。
从此，牙人开始超越商品交换的领域，正式参与官府事务了，这可以算是牙人功能的一种“变异”。
如前所述，经纪人在进入社会生活之后的很长时期里，一直都是在没有节制、没有管理的情况下参与商业活动的。宋太祖制定的这一制度使经纪人开始接受政府的管辖，但不是把经纪人推向商人那一边，以贱商、抑商的政策来对待经纪人，而是把经纪人拉向官府这一边，把经纪人纳入官府的经济管理轨道上来，为官府的需要服务。
令人羡慕的职业
经纪人走出了市场，依托官府势力不断拓展活动领域西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真是假，他们的影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人墨客们开始把经纪人的趣闻逸事收入野史笔记中，尽意地加以描绘。
宋代著名数学家秦九韶也把“籴场量米，折支牙人所得几何”的内容，列为他的著作《数书九章》中的计算习题之一。牙人深谙世故，联系广泛，民间每有难事，常向牙人求助。
▲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可见北宋都城商业之繁荣
所以这些经纪人不仅受到平民的欢迎，而且赢润颇丰，以前一向难登大雅的中介行当，竟成了令人羡慕的职业——宋代，“例皆贫民”的游浪之人，“读书不成”的儒人学子，纷纷请领身牌，跻身市场，去做“牙侩”。社会上“弃农从牙”“弃工从牙”者日益增多，到处可见牙人活动的踪迹。物货贸迁的都市，牙人更是比肩继踵，触目皆是。
到了元代，由于蒙古族统治者对农业的破坏，使商业失去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蒙元统治者垄断了国内外商业，禁止汉人和南人自由贸易，从而使经纪人的活动无从发展。
明代，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与市场的扩大，小商品生产者对商业行情的了解越来越少，于是有了“买卖要牙人，装载要埠”的说法，还有“买货无牙，秤轻物假；卖者无牙，银伪价盲”的说法，可见牙人在明代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
▲ 明代《皇都积胜图》局部，描绘了明朝中、后期北京城内商业繁荣的景象
经纪人开设的机构称为牙行或牙纪。牙行必须由官府发放牙帖，才能开张营业。牙帖实际上就是一种牙税，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按时换领。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近代。
领有牙帖的牙行，成为垄断某一行业贸易的特权商人，凡牲畜、农牧渔副等产品，必须经过牙行才能买卖，比如清代天津就有鲜货行、牛肉行、羊肉行、猪肉行、油行、船行、花生行、栗子行、瓜菜行、颜料行等。作为贸易的中介和媒体，牙行有促进贸易发展的一面，但由于他们处于买卖之间，隔断了双方，并得到官府的确认和支持，表现出垄断的倾向。
近代外贸中间人——买办
历史发展到近代，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西方势力的不断渗入，商业贸易领域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出现了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买办。
▲ 广东十三行全景画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的经纪人。“买办”一词，是葡萄牙语comprador（旧译“康白度”）的意译，原意是采买人员，中文翻译成“买办”。
在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指清政府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与外界进行贸易的场所）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居间人或代理人。
买办最初期社会地位低下，人们瞧不起这个职业，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涌入和国家对经济的日益看重，买办的地位迅速提升，人们对这个职业趋之若鹜，甚至社会底层的人也将其视为进入上层社会的捷径，至19世纪60年代，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全新的行业。
买办与外国在华洋行之间需立下保证书与合同，之后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商就已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担保货商信用等活动。外商洋行为了充分发挥买办的作用，也允许他们自营商业。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贩卖鸦片、经营丝茶的巨商。
著名的晚清“四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以及“宁波帮”的朱葆三、虞洽卿等，都有自己的业务，并且都和政府有较好的合作，比如唐廷枢就是清政府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受李鸿章的委派筹办开平煤矿，并主持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拓展了中国近代的航运业。
由此可见，买办这个群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一部分转向了民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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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奕群，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现为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科研部馆员，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史、商业史的研究，著有《学贯中西的文化怪杰——辜鸿铭》《认知中国: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人群聚类分析与研究》（合著）等作品，并发表数篇与商业史有关的文章。此外，还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以及《中华大典·经济典》等相关著作的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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