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工智能主席、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表示，美国迫切需要一项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战略，以应对来自中方日益激烈的竞争。那么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竞争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是不是美国真的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巨大的挑战呢？
施密特是在最近的一次美国人工智能峰会发表这一观点的。他认为，迫切需要一项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国家战略，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特别是他还疾呼，美国缺乏一种全国性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原则来推进并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施密特说：“我们希望美国发明人工智能的突破性技术，或者至少是西方国家，因为西方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识，但这些可能会与中方制定的标准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带头制定道德标准，对于确保它们反映“人类价值”至关重要！但是中国实在太大了，聪明的人太多了，美国一个国家打不过。”
是不是美国真的在人工智能领域要被中方反超了呢？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中美人工智能领域，到底竞争是什么样子的。人工智能概念在上世纪50年代诞生，是一门融合了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脑神经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沿综合性技术。它的目标是希望计算机可以像人一样思考，替代人类完成识别、分类和决策等多种功能。而人工智能能够在今天应用到社会经济和军事上的各个层面，人工智能芯片的出现至关重要。
实际人工智能的主流技术深度神经网络概念，开发已经有至少5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当时没有可以用于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芯片，而迟迟无法得到应用。人工智能芯片在英伟达的GPU芯片出现后才得以大规模拓展。因此美国英伟达推出 Tegra芯片，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人工智能芯片。但这类芯片仍然是基于冯 诺依曼体系结构的通用处理器 ，不是专门针对深度学习任务 ，因而存在低性能、高功耗等弊端，大多数部署在后方的云端。
而在军事等关键的国家安全领域，很多前沿武器使用的人工智能芯片，是无法使用这类通用处理器的，因为战场环境决定了无法向后端或服务器发送大量的数据，因此军事上的人工智能芯片，更多的是具备低功耗、高计算能力的专用集成电路，即ASIC芯片。美国最近曝光的人工智能和飞行员的格斗，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在未来的六代机上部署能够应对格斗空战的ASIC人工智能芯片。当然ASIC芯片在移动端（手机、智能家居、无人车等）领域的应用同样极其广泛。
实际在ASIC人工智能芯片领域，中美可算是各有千秋。例如美国谷歌公司的 TPU 系列芯片和中方寒武纪科技的寒武纪 芯片都属于商业化ASIC人工智能芯片的典型代表。尽管施密特认为中方体量大，聪明人多，但实际美国人工智能的研究实力，还是世界第一，例如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高校数量、顶级学者数量，以及相关企业人数，都要超过我国。我国仅仅是在相对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上，比美国要更加庞大而已。
如果说在芯片设计上，中美勉强齐平的话，而在关键的芯片制造上，我国和美国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在2019年国内还有人认为由于半导体的分工模式相当成熟，国内芯片设计企业并不需要担心芯片生产问题，但是今天估计不会有人还会同意这一观点。而前面我们说的施密特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过我国，显然不是要示弱，而很可能是通过芯片生产领域的限制，直接打击我国的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研发能力。
当然相比过去的CPU、GPU芯片，人工智能类芯片的设计难度和生产难度要更低一些，因此我国依靠现有自主芯片生产企业，在ASIC以及相关的FPGA人工智能芯片上，能够满足军用和一定程度民用的需要。因此国内一般都认为人工智能芯片，是我国在传统芯片设计和制程工艺都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领域，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在这一关键领域的压制将会更加疯狂。施密特作为专业人士，公然喊出“不惜一切代价”的口号，因此不排除美国将在芯片相关领域，展开更为严厉的封锁，国内芯片生产领域所有涉及国外进口的专利、技术、原材料，都可能遭受禁运。而且这种疯狂的压制，很可能与美国总统换届无关。
从料敌从严角度看，我们应该对未来的局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无论特朗普在台上，还是拜登赢得选举。在人工智能乃至芯片制造领域，斗争都不会停止。但正如施密特所说，14亿国人团结起来，爆发的能量也是空前的。我们也相信中华民族能赢得这场信息领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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