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在成为恒大首席经济学家2个月后，曾到山东枣庄市做了一个宏观经济的演讲。在讲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时，他举例子说，德国的朋友让他带一口德国锅回国，因为产品质量好。
这次演讲之后，任泽平就成为枣庄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枣庄的GDP一直在全省排名靠后，任泽平演讲之后的这几年，它的GDP排名也没有多大变化。
他能成为该市经济顾问，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生于山东枣庄。前几天，任泽平写下一篇长文章，《谏言、真相与几句心里话》，试图澄清误解，解释他在恒大的角色。
在现代职场关系里，下级向上级反馈，多是用“提建议”此类的描述，而任泽平在文章里多次使用“谏言”二字，这更像是回归到古代的君臣框架，作为知识分子的臣子规劝君主，使其改正错误。
任泽平的山东老乡孟子曾经总结过四种类型的臣子：
“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后物正者也。”
臣子从低到高，分为四个等级：事君之臣、社稷之臣、天民、大人。后两个等级中，“天民”指的是不求一般功名，自视甚高，能遁世隐居，不到关键时刻绝不出马的人；“大人”指的是修身立道，感化万物的模范，君臣百姓皆向他看齐。
“天民”与“大人”，标准太高，普通人很难做到，任泽平也没做到。
任泽平入职恒大，食君之禄，便是事君之臣。而他在文章里又写到，自己年纪大了，“相比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踏踏实实做点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更重要”，“勉其一生为改革鼓呼，为民生请命”，这自然是想当社稷之臣，盼国富民强。
作为事君之臣，任泽平饱受争议。
今年9月，国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发文说，任泽平的特点就是“煽情”、“忽悠”、“见风就是雨”，他影响了许家印，进而导致了企业的困局。
孟子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
长君之恶，是君有过错，臣子不劝阻，还去努力助长君王的过错。逢君之恶更坏，君主想干错事，臣子就编出一套理论，提前营造舆论，让君主甩开膀子往前冲。刘胜军批评任泽平，但是他并没有点明任泽平之恶是哪种恶。
任泽平在长文章里对刘胜军进行反击。
他说，他刚加入恒大时就已经谏言降负债，反对多元化，但受到很长一段时间的批评，被批为格局不够逢君之恶，对公司战略认识不清，“人要忠于所事，我该讲的都讲了，只是没效果；我做了该做的，但最后每个人的观点立场不同”。
一些人认为，这种大而无当的意见没什么含金量。
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就有讪君卖直的嫌疑了。讪君卖直，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眼里，就是臣子把正直当做商品，去谏言非议君主，如果君主反对他甚至惩罚他，那么他正直的声望就会写进史书逢君之恶，流芳百世。
具体到任泽平，一些人觉得，因为他被人质疑，影响了声誉，于是便把前东家批评他的话语写出，并强调自己已履行责任，撇清关系，这是对前东家的背叛。
这就是事君之臣任泽平的困境，在回应之前，他要么是长君之恶，要么是逢君之恶；在他回应之后，他又是讪君卖直。
而希望为国家做贡献，做社稷之臣的任泽平同样受到争议。这是由其性格以及宏观经济研究的特点所致。
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写过《刺猬与狐狸》一文，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狐狸和刺猬。狐狸狡诈，多元多变；刺猬一以贯之，果断。
狐狸一般会给出一个可能性答案，使用“可能”“或许”等词汇。这是一种安全的、保全脸面的表述方式。而刺猬在表达上一针见血，在下结论时比较绝对，这就很容易被打脸。
任泽平在文章中说，“我坚持专业与客观，观点鲜明，因为我认为民众大多不需要模棱两可的观点预测”，他似乎更像是一只刺猬。
但经济学是人文社科，而涉及到宏观经济，难度更大。例如2008年次贷危机，很多经济学家没有做出正确预测，这是因为变量庞杂，还受到未知因素的影响。
就像任泽平自己在文章中所说，“我虽然一年前判断房地产的好日子要过去了，但公司以及其他部分房企形势这么快急转直下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A股以股灾的方式进行调整也超出了我的预期”。
这就是想做社稷之臣任泽平的困境，既想直白阐明观点，但又很容易在预测上出现失误。这其实也是宏观经济研究里难以避免的问题。只不过因为卷入舆论之后，他的这些问题被放大。
不过，任泽平在恒大的工作，除了写写文章出出书之外，其主要功能似乎就是借着1500万年薪的由头，替恒大做形象广告。
他如何总结这段履职经历呢？我看就五个字：
“微臣任泽平。”
*题图购买于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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