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刊载有郭夏先生的文章，题为《抓紧开征碳税，加速治理雾霾》。文章中说些什么，一目了然。本文具相当的典型性：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甚至表现出对于基本财税常识的严重缺乏；二，偏执的、畸型的正义感泛滥。
税为维持社会运转而收。但无论整个社会或者个人，创富能力都有限度。所以，无论整体的税率或者针对任一群体、个人的总税率，都应有限度。否则，不仅不足以激发、延续整个社会的创富激情，甚至会直接影响许多民众的基本生活。现代社会确实强调再分配，要让每一国民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然而，再分配以保证初次分配适度为前提、基础。国内一些人坚持认为，以公共福利之名，就可以不断提高税率。那就仿佛是没收了每家每户的锅，然后办大食堂。实践证明，最后不是大家都吃饱了，而是发生了大饥荒。
以故，纵然在一些实行高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其税率也是有限度的。实际上，综合计算预算内外的财政收入，我国的税率已经不低于其中的许多国家。现实的问题在于：同样是高税率，前者确实实行高福利制度（虽然也问题甚大，有难以为继之虞），而我国的公共福利标准与高税率严重不相匹配。即便我国真要复制一些欧洲国家的运行模式，建立健全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体系逢君之恶，也不应进一步提高税率。
由此延伸，单项税本来应该有调节意义。譬如征收碳税、环境税，当然有生态环保意义。此一点，人所共知。郭先生就此展开大篇幅论证，根本是些正确的废话。但在整体税率已经过高的前提下，于实际操作时，不能是单纯地设置一个新税种，而只能是现行税率框架内的税种调整。即碳税、环境税一旦开征，必然覆盖面广；为达到约束效果，税率必定不低，两相综合逢君之恶，一定形成为新的主体税种之一。那么，在开征碳税、环境税同时，降低哪些税种的税率，甚至相应裁掉哪些税种，以保证整体税率不提高，民生不进一步艰难呢？
近两年来，财政收支压力大。于此，最应反省的是：我国的实际税率非常高，且纵然以财税收入的绝对金额计，也规模庞大，同期的公共福利水平却并不高，究竟把钱用到哪里去了？结论只能是从内部挖潜、通过杜绝糜费来不断提高公共福利水平，而绝不能是罔顾其他、动辄开征新税。
现实问题复杂，许多人本能地反对以任何名义大规模地开征新税，甚至反对发改委以雾霾为名中断油价下调，皆有现实背景。可能如上所述，与主张适度税赋有关；也可能与崇尚公平竞争，害怕全世界的大宗商品价格都在下降，而我国偏偏以此为机会加税，将导致产业成本高涨、无力参与市场竞争有关，如是等等。郭夏先生不问清红皂白，武断地说“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变革都难免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征收冬季燃煤燃气碳税和燃油碳税的改革，同样少不了会有人跳出来吐槽和拍砖”，其实就是老子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老子的主张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如果你反对老子，你的主张就是坏就是坏、就是坏来就是坏，如此而已。本来就严重缺乏最基本的财税常识，偏偏还拒绝争论、不敢直面争论，自以为一身系天下安危、一人抱世间真理，就是偏执的、畸型的正义感泛滥。
古来税者为凶器，建言者当慎之又慎，为政者更应慎之又慎。上述之偏执的、畸型的正义感，一旦跑出了书斋，就是行政强权、就是颟顸乱政。古来之横征暴敛，就其政策初颁，从来也都是冠冕堂皇的。就微小局部来说，也未尝没有征收的道理。但拒绝作整体控制（或因体制原因，无力作整体控制），以至于社会、个人创富能力有限，而整体税负无穷，终于就形成为横征暴敛。帝皇天子、权臣高官总以为温水煮蛙而蛙甘于赴死，一切之一切尽在掌握中，何曾想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慎之慎之。
又及，现实社会中，还有一种情况，一些知识分子逢君之恶，为此而假装义愤填膺、表演正义感泛滥，这样一种情况不多说了。那根本就不值得一说。
文/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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