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被称为是人工智能的世纪，AI技术被愈加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其高效、智能、迅捷、精准等优点也使得这一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受到广泛追捧；但随之而来的即是广泛的社会问题和伦理争议。例如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普通民众都关心的热点问题。
一、人类主体地位的消解
电影《终结者》所讲述的机器人统治世界的未来让无数人胆寒，但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和多领域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事件的发生，这样的未来仿佛即将成为现实。彼时，工人每日每时都要受到各级资本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乃至其使用的机器工具的控制和奴役，而此刻我们又被新的科技时代的产物所威胁。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本质属性愈发遮蔽，人性所应有的主体性、能动性均受到了威胁和破坏。发展人工智能是为了更好解放人力劳动，但是显然在很多领域如象棋、围棋、算术、知识竞赛甚至考验人类特有之自然语言组织能力的智力问答的游戏节目，人工智能均已胜过了人类。
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全面超越人智、在超越人智后人类又能否承受人工智能技术异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亦引发了深深的担忧。首先，人工智能的普遍化会导致人类主体能动性削弱，以往需要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被人工智能愈加广泛地替代、主体性的能力用进废退。
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即人之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独特属性所能发挥的能力和作用，包括常说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也包括审美能力、创造能力、共情能力、应变能力、思辨能力等诸多其他能力方面，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最接近人类智力的技术工具，已经越来越广泛的进入诸多以往由人牢牢把握的、机器无法替代的领域。
AI画作上网竞拍、AI模特拍摄海报、AI公民获得身份认证、AI伴侣代替另一半给予情感慰藉等等，这些本来独属于人类的能力现在被人工智能不断攻克和“掌握”，这极大削弱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使得人类的多种能力存在“用进废退”的退化风险；进而导致对人类的活动种类、作用领域和主体领地的不断分割和侵占，面临主体地位消解的威胁。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助长虚拟社交方式，会导致人类社交关系的虚拟化异化。人工智能技术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使得现实的社会交往被互联网领域的虚拟社交广泛取代，但这种虚拟化的社交方式本质上是一种交往的异化，不仅将人的自我以现实和心理两重世界割裂开来，还导致人与其本质属性之一的社会属性不断背离，从而使人陷入了异化社交的控制之下。
例如游戏世界的虚拟身份给人带来了虚幻的成就感等。因此，虚拟社交之于良性社交关系的获取和发展，一方面是后者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负面后果，作为现实社交的新型替代，它显然在维护和促进人类主体性地位方面是弊大于利的。
第三，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科技具有潜在伦理风险，或可能导致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水平的退步。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使得网络犯罪更便利，易诱发更广泛地犯罪活动。互联网作为一个仍在不断发展的新生领域和最具不确定性、复杂性、多维连缀性的领域，对其的管控难度极大、法制建设任重而道远。
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大数据的AI“深度学习”功能的出现等，使得网络道德观念的维系、网民责任意识的增强以及真实身份的明辨等方面都变得更加艰难；同时，无处不在的隐私泄露问题也为违法犯罪人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因此更容易诱发广泛的犯罪行为和活动，给社会治安和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伦理问题频发冲击了社会既有的、稳定的伦理道德秩序和价值观念，不加束缚就会导致道德水平滑坡。鉴于转基因技术的日臻成熟和其在舆论界风评的长期挫败，对于人工智能的舆论走向，我们也很难下一个乐观的定论。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畸形发展使得人用科技所创造出来工具和设备不但没有使人更好地得到解放和获得自由，反而成为奴役人的工具，而在这样一个价值社会中，一切也都变得被待价而沽，包括人。
而人性中的一些珍贵的特质却被越来越看轻和忽略。因此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新兴科技，也必然是脱离人的、过分追求实用主义的、物化的科技。对人工智能这一新兴科技的未来，虽然我们不能一味唱衰，但社会伦理道德和国家价值导向应该明晰其阴暗面的威胁，使道德建设跟上科技进步的速度，真正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最后，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社会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只会使异化问题进一步加深，使人类愈发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资本、技术甚至流动的数据都异化成为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自我属性和自我意识的控制者和主导者，人自身也物化为了机械化运转的世界机器的一部分，作为一个齿轮、一个螺丝，而非一个个性化的主体。
二、认知主体的混乱
人工智能时代客体主体化的威胁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领域。近年来，智能机器人的不断迭代升级，从第一位机器人公民的出现到机器人情感伴侣的投入使用，一切都在暗示：AI机器人有望获得主体地位。但也正是其主体性的问题引发了轩然大波和各方争议。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知识和价值体系产生冲击，导致原本由人生产知识成果和各种价值原则的权力或可被智能主体替代，进一步导致后世对世界的认知不是人化的世界而可能成为被人工智能建构的AI化的世界。而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也使得人类主体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动摇，也加剧了人类主体“去中心化”的焦虑。
人脑与智“脑”是否能够完全相互替代，在何种程度上的替代对于人类保持自己的主体地位是安全的，需要赋予AI机器人人权还是彻底湮灭这种可能性等等一系列问题，尽管看似杞人忧天，却逐渐成为笼罩在全人类心头的浓雾。
但从既有的事实来看，不管人类接不接受被“去中心化”，AI的飞速发展和智能环境的日新月异都在逼迫人类去主动“去中心化”。毕竟，选择智能产品更能便利人类的生活，选择智能机器人更能减轻人类的负累，选择成为AI的“奴隶”也似乎比殚精竭虑的当“主人”更加轻松。
更重要的是AI机器人主体性的问题还造成了人类认知方面的混乱。是否应当赋予人工智能机器人主体地位，是否要将人类道德标准应用于其上，是否要用人类社会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制裁AI机器人等问题，成为人类所担心的强人工智能“奇点”来临之前亟需解决的伦理问题和治理重点。
而人工智能机器人愈加趋近人智化的发展方向，也使得人类对其的情感变得十分微妙。2017年沙特阿拉伯授予类人机器人索菲亚以公民身份，成为史上第一例机器人拥有人类身份、被作为人类认可和接纳的案例，当越来越多机器人被当做人来看待，我们是否应该考虑赋予其同样的人权？又是否应该考虑让其承担同样的行为责任？
三、人类生存环境的威胁
从宏观的智能社会大环境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带人类迈入的更为先进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并非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本身那样看起来更强大、更先进、更智能。相反，智能社会深陷反智能的矛盾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科技越发达、生活环境越智能，自己愈发陷入一种不智能的状态。
这是因为，一方面智能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人和社会的技术依赖性，从而更大地减少了人类运用智力的机会，最后可能导致人类智力的后退。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智可能只是时间问题，但现代人类对先进科技与生俱来的依赖使得其很难在主体地位反转这一灾难发生之时进行有效的反抗和必要地舍弃，因此这一可能性风险的发生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将是最为巨大的。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大肆发展而伦理治理措施跟不上，反而导致社会文明程度的后退。尽管每一项新科技出现所带来的对人类现有文明秩序和伦理规范的冲击不都是负面的，但不可否认现有文明成果一旦被破坏，极难复原。
纵观历史进程，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各种战争、殖民入侵、文化侵略，使得很多原生文明遭受无妄之灾，如腓尼基人的发明、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甚至近代印度和中国的小农经济形式的丧失和生存模式的改变。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存在这种文明破坏的隐患，当“奇点”来临、强人工智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甚至成为地球主宰的时候，它们可能也不会再去考虑其他生物的文明遗产；即使是纯粹作为人类手中最便利的工具的弱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同样是对现有文化产品和文明遗产的冲击。
正如摩天大楼渐渐侵占古朴民居、房地产拆掉满是艺术涂鸦的围墙、孩子们上课看见白蜡烛都不知为何物、传统道德逐渐被现代功利价值观取代等等，这些都是先进科技对过去文化的侵略和腐蚀，尽管各国早已意识到应将现代化发展和保护文化遗产并重，但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道路仍任重而道远。
四、总结
人工智能已经渗透进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并以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对人之主体性地位带来了深刻冲击，造成了巨大威胁。总的来说，人类所面临的外部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使主体地位遭遇消解危机的主体客体化威胁，对认知主体产生认知混乱的客体主体化威胁，以及使智能社会深陷反智矛盾的宏观环境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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